神学教授刘小枫名言佳句
沉沦于麻木，麻木于沉沦，多少众生在此麻木的沉沦中埋葬了青春的血肉。
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呢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
人的生命热情都是个体化的，个体化的生命热情就是个体化热情——个体的全部身体感觉投入某种价值偏好的喜欢什么的在世行为。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也需要身体的影子，两者不可或缺。没有身体及其感觉或没有灵魂的价值偏好，都不会产生生命热情。
现代人承受孤单和忍受不喜欢的人的能力，都大大不如从前的人。现代人的个体性情被自由伦理娇纵惯了，个人性情自由至上的生活伦理使一个人对睡在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体感觉特别挑剔。
问题意识是学术思想的关键，这是一个过于私人化的事情：我想究明某种东西，澄清某种疑虑，与我的纯属个人性的在世体验相关。但是，个人性的问题意识只有在与历史中的诸多个人的问题意识的交流和碰撞中，才会变得日益明朗。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
以为如今的女作家个个都是或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就搞错了。当代美国女作家并不那么可怕，甚至我所看过的当代法国女作家的作品，也并非就是根根抽打男人的鞭子。
要从麻木的生活感受中摆脱出来，瞥见那体验过的内在时间的神明之光，使飘逝的醉梦能化为永恒的静境，就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经过以回忆为基础的反思。
个体命运是身体的偶在差异带来的。从来没有重复的命运，亘古至今飘落的每一片花瓣，都有自己不同的飘法和落处，因为每一个体的身体都是偶然的亲在。每一个体身体的偶在命运，都是亘古无双的唯一一次发生。
误会是生命的自然状态，走出误会才能转入生命的自在境地。人只能在谅解和赦免中走出误会编织的生命之网。
妻子构成一种生活的情调、一种生命的空气：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亲、缠绵、搀扶的空气，与孤独的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
人在道德上根本就是一个瞎子，怎么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道德指引？那句在妓女面前“谁可以扔石头？”的质问，就是对人间的道德法庭的否定。
我要是懂得把初恋的伤感留在记忆的想象中，就不会错失自己的幸福。人往往只是为了一丝细小的情感而抛出了整个生命，在情感的某一个尖锐点上牺牲了一生的幸福。
如果既觉得一种生活不可忍受，又觉得另一种生活不可企及，就是一个人对幸福的想象太过分了。
生活的敏感浸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语言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
既不发疯或自杀，也不标榜绝望是一种新美德，就只有沉溺：沉溺于自己的清醒、精明、看得透彻，沉溺于生欲的狂热——时间狂、享受狂、知识狂，过度的感*欲求，无止境的冒险……
爱情不是找到的，它并不在人生中的某个地点可以让人去找。人们只可能在生活中偶然撞见爱情——相反的情形也极有可能：终身撞不见爱情。婚姻就不是这样，它不断地作为一种人性的、社会的要求出现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地点，如果要找婚姻，是可以找到的。
黑塞笔下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争辩表明，黑塞累了，所以要求进入东方的世界。黑塞用以解决不可避免的恶的造作的设想是：让狼心与良心、神与魔、父亲的血与母亲的血、享乐与受苦这些敌对而混乱地在人身上相互共存的因素统统回到自然母体中去。
自我欺骗的说谎与与对另一个人说谎有很大差别。对别人说谎，不涉及对自己的诚实问题。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不然的话，拯救自己就是不可能的。
个人情感受伤的事太寻常，也是太人性的事。生活不是按照理性的设计或个人的美好愿望发生的，而是各种意外机缘杂凑出来的，总会有一些人因人性的软弱而伤害别人，有一些人因无辜的懵懂过错而被伤害、平白无故情感诚挚而受伤。
我想耐心深入了解西方思想及其精神分裂的深层基础，搞明白根本的问题，用廖平的话来说，真正把问题想到“桶底脱落”——于是，十多年来逐一去了解那些值得了解的西方大家想了些什么。
